 进入审判环节后，公安县监委的调查结果则是称，经李大海接受，苏良治送给法院办案人员杜家峰现金人民币5万元，请其在法院审理阶段提供帮助。然而，不但如前所说，苏良治和杜家峰之间不但素不相识，而且，杜家峰压根就没有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在法院也不担任任何的领导职务，怎么就能决定整个案件的结果和走向？他是怎么给审理案子的主审法官及合议庭那些成员施加影响的，公安县监委的所谓调查结果并没有展开，或者触及。  而据和此事有关的多位人士透露，据他们得到的消息，该案真正的主审法官谭文武曾被内部“诫勉谈话”处分，而且，仅法院内部，涉及到的还不止一个法官。 仅凭监委这份漏洞百出的“调查结果”，无需其他材料佐证，就能看出其敷衍了事的本质——无非是从公、检、法各拉一个“替罪羊”顶缸，把公众智商按在地上摩擦。而这，或可解释，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案件非要给拆开分案处理，进行各个击破，主要利用“言词证据”定罪，但却不让证人出庭，并且不断用前面已经判决了的案件结果作为给后面受审的人定罪的依据。 按照公安县监委的所谓调查结果和指控逻辑，整个行贿发生的起因是2017年10月底，刘中华提审了黄大平，先做笔录帮其将涉案物品数量减少，然后表明索贿的意图，再由律师会见黄大平，然后律师受黄大平指派先接触办案民警刘中华，再由刘中华介绍检察官李大海给律师和家属认识，再由李大海介绍在法院工作的自己战友杜家峰给律师和家属认识……然而，所有这些指控的逻辑，从起点上就犯下一个致命的硬伤——刘中华并没有在2017年10月底提审黄大平，这个在看守所的提审记录里清晰可查。  3 为了“运作关系”，到底花了多少钱，至今还是个谜 按照公安县监委的调查，整个案子原先之所以被大事化小，是因为公检法各有一人，收受了由律师苏良治和黄大平的弟妹郑珊丽的一共50万元贿赂款，这些就构成了整个案件的全部责任人和全部真相。 而根据苏良治、刘中华等人的陈述，及其它大量佐证的资料，整个案件过程中，真正组织和实施了行贿的其实另有他人。 据苏良治，在他担任黄大平的辩护律师之前，黄大平的家属已委托了一个叫龚德明的人运作关系。龚德明刚开始没办好，事情反倒越来越糟，就解除了委托退还了费用。随后，媒体大肆报道，案件被炒作得很严重。苏良治在正常代理案件的同时，龚德明又主动找到家属希望继续帮忙，后经过其运作，黄大平得到轻判。 刘中华则说，2017年5月中旬，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是公安县公安局时任经侦大队大队长的赵宏维，自己在2017年7月20日抓获黄大平等四名涉案嫌疑人后，公安县司法局副局长皮德建给他打电话，约他见一面，相约在原公安县石油公司一家小餐馆一起吃晚饭，皮德建和他一个朋友先到，见面以后知道他朋友叫龚德明，想了解黄大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案的情况，询问能不能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饭后，龚德明往他车上放了两瓶茅台酒，两条1916香烟，他推辞不掉就接受了。以后偶尔有些电话接触，半个月以后龚德明给他打电话，以他电话不清晰为由给我送了一部苹果7plus手机，因为当时还有黄大平下游嫌疑人房永亮、陈克范还未抓获，为麻痹嫌疑人家属，他就接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