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纽约公寓的“文化突围”。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林语堂身处纽约的公寓，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文化困境：如何让西方世界真正理解中国？*此时的他，已经凭借《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在英语世界成名，但他敏锐地察觉到，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充满偏见——要么是神秘化的“东方异域”，要么是战乱落后的“弱国形象”，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抱怨：“美国人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军阀，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贵族精神”。林语堂开始构思他的“文化突围计划”，而苏东坡成为最理想的突破口。
⑤正式创作一气呵成。1946年，他耗费数十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美元）研制出的“明快中文打字机”（Ming Kwai Typewriter），因市场反应冷淡，无人投资，导致林语堂1947年破产，不得不向赛珍珠（Pearl S. Buck）等友人借钱度日。 他原本想通过科技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却遭遇现实打击，陷入自我怀疑。他重读苏轼《黄州寒食帖》，在日记里写道：“子瞻当年烧掉三分之二家当发明浮马堰，我不过是毁掉二十万美元罢了”。这段低谷期促使他动笔，将传记写作作为精神自救。他借苏轼的经历，安慰自己的挫败，并重新定义成功——不在于世俗成就，而在于精神的自由。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阅记录显示，1947年，林语堂重点研读了《宋史·苏轼传》《东坡志林》等118种史料，从传记附录参考书及资料来源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刻意避用朱熹学派的评价，转而大量引用南宋笔记中的生活化记载，最终得到了他心目中的苏东坡。创作一气呵成，英文原著名为《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快乐的天才：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1947年由美国John Day Company首次出版。
林语堂创作苏东坡传，是精神共鸣与时代洪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1.精神共鸣
林语堂在自序中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种多维度的推崇、激赏，源于精神深层契合：
①文化全才。苏东坡在诗词、书画、治水、烹任等领域的造诣，契合林语堂“通才优于专才”的价值观。他认为苏东坡代表了宋代文人“诗书画一体”的文化境界。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巨星，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生平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②三教合一。林语堂欣赏苏东坡“儒以立身、道以养心、佛以参悟”的处世哲学，认为其超然物外的态度是中国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林语堂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他的作品中，不仅能感受到他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厚谊，也能窥见他在宗教信仰上的变化，充满了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洞察与独特见解。
③旷达诙谐。苏东坡屡遭贬谪却始终豁达，与林语堂推崇的“幽默是应对苦难的铠甲”不谋而合。他借苏东坡传递“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东方智慧。“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就是典型的林式幽默。“幽默”一词，源于英文“humor”，第一位将“humor”翻译为“幽默”并引入国内的，就是有着“幽默大师”美誉的林语堂。
|
